茵茵在市检察院办完事情，路过检察立案大厅，准备回律师事务所，刚到大门口，听到背后有人喊她。
“茵茵律师。能在这里见到你，也是运气好。”一个消瘦、憔悴、满脸皱纹的老妇人，正从立案大厅的椅子里站起来，举着拐杖缓慢地向她走来，“我到过你律师事务所，没看到你。”
“你到这里，有什么事？”茵茵问，“你老人家从哪里来的？”
“我在检察院申诉科立案，每个星期一，来一次，看我孙子的申诉案立案了没有。‘’老妇人说，“为了这个申诉案，我前前后后快一年了，案子也未立。”
“到律师事务所，我们慢慢谈。”茵茵牵着老妇人，上了车。
十五分钟，到了律师事务所，王建给老妇人倒水喝。
“你孙子的父母亲，哪里去了，他们不关心自己的孩子？”茵茵问，“他们还是最亲的近亲属，他们应该付出更多的义务。”
“在我孙子五岁的时候，他们就离婚了，又各自成了家。”老妇人说，“他们都去了远方，连在哪里不知道，平时又没什么来往。”
“那抚养费，他们也没给？”茵茵说，“抚养子女，是做父母的义务。”
“全靠我的退休金，我是农村小学教师退休的。”老妇人说，“我的退休金，三个人生活，老胖、我、孙子，哪里够用呢。”
“你为什么要坚持为你孙子申诉？”茵茵问，“我想听听你的理由。你的那些判决书、申诉书、证据，我有时间，再认真看看。”
“我的孙子，从没不会对我讲假话。”妇人说，“我姓孟，叫孟滔花，现在62岁，上世纪70年代的师范生。”
孟滔花继续说，茵茵听，王建助理做笔录。
对判决文书，我也理解一点。我曾经到监狱探望过孙子，我问他，三人开始密谋抢劫时计划只抢劫那个女的三万元，为何判决书变成抢劫十万？抢劫那个女的三万元，他给出的理由是说那个女的，虽然开着宝马上班，但也是个开烘焙店的，做小生意的，现金一天最多三万元。至于判决书认定他们抢劫十万，就不清楚了。他们三个人，其实一分钱也没到手，因为那个女的中途逃跑并报案。定抢劫十万，这罪行就更重了。对于劫数额的问题，我问过本案主犯姓湛的父母好几次，他们到监狱探问过他的小孩，说是抢劫四万元现金。这是判决书的第一个疑点。
第二个疑点三个人在寻找抢劫对象时，我的孙子在场。买各种做案工具如帽子、尼龙绳、封口胶、柴刀、汽油等作案工具，他也在场。就是在抢劫的当天，他发生交通事故，在医院住院，根本没去。既然没去抢劫，就不要应该判刑。
第三个疑点是这个案件，一审后，家属上诉到中院，中院维持原判。最可恼的是，省检院抗诉，三人都加刑，比原判更重。